藏书的历史
公元403年东晋桓玄帝下令废简用黄纸，图书文献进入了纸本时期，但是雕版印刷尚没有发明，当时的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专门抄书为生的“经生”、“拥书人”，街市上也有了抄书出售的“书贩”。
据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令雕撰废像遗经是印书的开始。印刷使得图书的成本降低，数量大增，为收藏图书提供了条件。历史上记载隋朝私人藏书家有秘书丞许善心藏书近万卷，柳顾言藏书近万卷，颜之推藏书甚富。费长房与释彦琼藏佛教书分别为6235卷与5058卷。这些藏书家都与官书有一定联系。隋朝对图书典籍控制很紧，隋文帝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侯图谶，隋炀普竟派人四出搜查与谶纬相涉的书籍，闹得人心惶惶，人们不敢藏书，连乐谱都不敢收藏。
隋末战乱藏书焚毁严重，唐朝开国时仅有藏书8万卷。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官方与民间藏书也开始兴盛起来。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弘文殿藏书达20万卷。魏征、虞世南等请购天下书。但是唐朝雕版印刷技术尚不成熟，图书生产率不高，私人藏书不多，藏书达万卷者更少。主要是官僚藏书，集中在藏书的富集区在唐代的长安、开封、太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
北宋政权重视经济发展，南宋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一带。宋代官吏是科举入仕，读书才能做官，所以宋代藏书人多，藏书量也大。买书、爱书、藏书成为风气，据记载拥有万卷以上的藏书家53人，其中浙江、江苏最多。这些大藏书家大都在朝廷为官，少数人无官，但其父或其祖曾为朝廷功臣，官吏藏书依然是宋朝个人藏书家的主流。同时收藏书与经济相联系，藏书与当地经济繁荣程度有相关。宋朝出现了一批可以指导经济发展的图书，如：《广中荔枝谱》、《本章》、《景德农田敕》等。公元1020年，宋真宗允李防之请，雕印《四时篡要》、《齐民要术》二书，赐书农司，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元代崇拜武力，儒士在社会上排名倒数第二位，仅比讨饭的乞丐高一等。读书之风一落千丈，文化事业发展缓慢。元朝藏书家有：五世昌、阔里古斯、孙道明、裴居敬、陈季模、苏天爵等。
明朝统一中国后以文治理天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明朝的藏书在规模与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前历代，私人藏书达数万卷以上的主要在江苏、浙江、福建。宋代仅1人藏书量达10万卷，明代有数人。明代藏书量达5万卷以上的有10余人。明代皇家藏书量大且广，藏书数量增长快。明代藏书万卷以上的人中，很多是巨富人家，如：王涛、王济、王文禄、杨维桢等。古代书价很高，一卷书往往会是白银若干、奴婢一个、田地数顷。即使这样收藏图的人书越买越多。比如常熟毛晋家藏书84000册，他有良田数万亩，金银满库，建造的藏书楼有“汲古阁”、“日耕楼”、“鼎足斋”、“宝用堂”、“双莲阁”、“读礼斋”、“载德堂”、“续古草庐”、“繁花坞”、“弦歌草堂”等。毛晋爱雕刻印刷图书，公元1641年至公元1642年天下灾荒，书业衰落，他为继续刻完十七史，一次性卖良田300亩。
明朝图书买卖已经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图书购销两旺。藏书家收藏并雕刻了大量的农牧、医书、工程及科技图书，直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集中了中西方的科技成果，在大量的农业实验基础上写成，以60多万字的笔墨介绍了农具、田制与农事等农业基础知识。王桢的《农书》成于公元1617年，雕版印刷，流传甚广。明代王桢著《新制诸器图说》，宋应星编《天工开物》，王桢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合编《远西奇器图说》。这些书介绍了机械工程、手工业、农业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必要且实用的设备制作方法。屠本峻的《闽中海错疏》介绍了海中的生物，熊三拔翻译了西方药物学著作《药露记》，传教士汤若望写了《矿物探源》和《远镜学》，朱权写了医书《神奇秘谱》、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龙华写了《地震解》，张燮写了《东西洋考》，邓玉函写了解剖学著作《人身说概》及介绍数学的著作《大测》。这些作品在指导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为人们发展科技和经济起了很多作用。
清代前期百业兴旺，文化繁荣。清代朝廷引导人们读书、藏书。康熙皇帝每天到南书房早读，有时他还给群臣讲解数学、天文等知识，乾隆皇帝亲自给科举状元赐宴，倡导读书，他自己天天读书，自称书生。康乾时期，读书、藏书之风盛行于江浙，清代浙江藏书之盛，在蒋恭熙的《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中可以看出一斑。其书云，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征访天下遗书，进呈的图书数量，浙江第一，江苏第二。康熙皇帝还组织文人编纂了几十种大型图书。乾隆皇帝也仿效，编纂了一大部特大图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成后，分抄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的文澜阁。前4阁经许可或有特别资格的人方可北阅览，汇、宗、澜江浙3阁，任天下士子抄写阅览。康熙、乾隆皇帝通过征访图书、编纂刻印图书、奖励进呈图书人。给博学多才的编修授官与俸禄等等手段，促进了图书的收藏。清政府把大量的大型图书放在扬州刻版印刷，江浙地区以外的繁荣区有安徽的皖南、江西南昌至上饶一带、福建的福州至莆田地区、山东济南与曲阜一带、广东的南海、佛山、广州一带等。
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江浙一带出现了大批的实业家。这里藏书家层出不穷，南浔有三大藏书家：张钧衡、蒋汝藻与刘承干，刘承干藏书竟达60万册。
张钧衡世代经营盐业，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浙江巡抚委派其祖经办起吴越盐场，公私皆富。张钧衡藏书于“天适园”，藏有丰富的宋元古本、抄稿及黄丕烈题跋本。南京图书馆的题跋本图书2/3系张氏所藏。
蒋汝藻，其父在海门经营过当铺，并经营纺织业。蒋家资财颇丰，藏书达万卷。蒋汝藻继承祖辈图书遗产后，曾以1500元银元购得周密《草窗韵语》，8000银元购下天一阁流出在沪的图书，公元1932年，商务印书馆购得蒋汝藻所藏的图书，当时价值16万银币。
刘承士，其祖父经商致富，他先后经营过棉绸丝布，刘承干从小爱藏书，用12万元银币兴建了藏书楼“嘉业堂”，藏书量达16万种、60万卷创中国历史上私人藏书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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