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政是一个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一个艺术家群体对群体里的每一个成员的成长与成功都是重要的。文化史中的诗文印社和国外的沙龙都缘于这种相互激励的群体作用而存在。常言说：“独柴难烧。”艺术家群体或沙龙好比一个炉膛，集入“众柴”，在火焰熊熊的炉膛里，每个成员各炼各的丹。王有政曾说：“我一向不善交际、不善言谈，也没有什么爱好，但我是一个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在学生时代，他的身边就有几个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视为生命的同学。渐渐地，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加上人格上的真诚，他们成了知心朋友，除了艺术，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甚至每一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否合适都要互相商定。几位伙伴中，有一位同学的母亲早已过世，其他几位同学的老母亲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不管到了谁的家里，任何一位母亲都像儿子回家一般，嘘寒问暖，给他做好吃的。母亲们说：“就是亲弟兄，也难得像你们一样!”他们是：王有政、郭全忠、蒋一功、程征、王宁宇。大学毕业后，蒋一功远在一方，所幸又来了一位重要的新成员——刘骁纯。他们这种悄然建立在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之上，相互激励、鞭策、启悟和敬重的事业型友谊，生*于王有政复学后的美院附中阶段，相同的探知未知世界的志趣对于这些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同龄学子之间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们除了学校基础课外，视野已越出了教室、越出了校门，任艺术理想遐思在古今中外的艺术经典中巡游。其中，王有政名人字画收购，王有政和王宁宇的友谊颇有戏剧性。那时，意识形态偏“左”，王有政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共青团员，在学生中属于“青年”。团组织便安排他和同班的王宁宇同学共用一张课桌，意图是对这位只顾学习、不问政治的“后进”同学有所影响和帮助。这使得王有政与王宁宇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这位城市子弟学识特别广博，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得头头是道。随着学业的进展，他俩竟成了知交。附中毕业后，王有政和郭全忠升入西安美院国画系学习人物画;原先的同班伙伴王宁宇、程征上了工艺系。程征和王宁宇是怀着当画家的愿望来上美院的，两人都有很好的绘画基础，并不喜爱艺术设计，心中仍恋着绘画。不同的系别与并不构成友谊的障碍，他们仍如从样，为艺术与创作的观念不断地探讨争论，切磋影响，相互启悟。另外，欣赏与阅读的涉及面也由小到大、由粗泛到经典，共同为历代大师的艺术作品和言论所激励共鸣。王有政和郭全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兼有群众美术辅导和美术创作双重职责。在这个小团体所有的学术探讨中，只有他们二人是创作实践者。王有政对法国巴比松画派杰出画家米勒借乡间题材表达的田园式的、人性的美特别欣赏，对前苏联画家普拉斯托夫的农庄劳动生活画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这几位沙龙伙伴中，他是与农民的生活和情感贴近的农民子弟，农村题材的画作能勾起他心中血缘般的乡情。农家子弟郭全忠，在河南老家度过了童年，后随其兄到陕西，从宝鸡考入美院附中及国画系，与王有政同时分配到省群众艺术馆。这个老同学也是对农村题材情有独钟的青年画家。他同王有政一样，领悟了艺术家个性的不可取代性，因此，同是表现农村题材，却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追求。他后来由写实性人物画转变为表现性人物画，然而两人的起步阶段是一致的。王有政的另外两位不同系的伙伴王宁宇和程征，在学习之余，都对美学及美术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城市平民出身、生活坎坷的王宁宇，对民间美术及地域文化产生了偏爱;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带有书卷气的程征，更迷恋美学及美术风格史的探究。刘骁纯和王有政同岁，却比王有政高两届，是一位学术修养广博、理论思维深邃、洞察透彻，又生性沉静稳健、待人忠厚诚恳的人。他在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毕业后，要求来陕西工作，和王有政、郭全忠同在一个单位。他也加盟了“艺术沙龙”，给较他年轻的朋友带来了一股醒人耳目的学术空气，使几个伙伴受益匪浅。他们往往在探索艺术创作问题时，常会感到如雾里看花般迷茫，在刘骁纯的款款梳理下，就逐渐明晰起来。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设在西安市西七路，当时王有政在艺术馆的门房旁边有一间瓦房，由于他的夫人远在蓝田县的中学教书，难得回一次家，王有政的小屋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革”时期一个处于特殊“地下”状态的艺术小沙龙。平时，有他和刘骁纯与郭全忠的频繁夜谈。大学毕业时被工宣队认为有“阶级出身问题”而被贬到陕南山区守苹果园子的王宁宇，和在咸阳地区辅导户县农民画工作中做得有声有色的程征，无论公私事务，只要有机会到西安，必定要到王有政的小屋里来。每当这时，在这间除了一张旧办公桌和床铺，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速写与草图，再没有什么家具陈设的狭小空间里，照例要举办一场学术气氛极浓的主题聚会。每当全体聚会，王有政屋里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熄。烟雾缭绕中，“演说”、“争辩”此起彼伏;即兴的言论也如屋内陈设的无序与随意，往往一个人谈了半截，不知哪句话或哪个问题，像对撞迸出的星火，忽然点燃了他人的思绪烈焰。敏思与启悟冲破了秩序，一下子就有新的声音当仁不让地插进去，打破了一个人原有的线性思维，将话题深化下去;或者这倏然间的一岔，话题又跳向另一思路里边了……年轻人本有的活跃思维，在这里尽情地舒张着。他还有一位挚友——美院附中的同班同学赵益超。赵益超后来考入山西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山西省美术创作组做画家，只能偶尔会面。但王有政从赵益超和张明堂合作的《战太行》《考试》《出山》《晓色初动》等作品中惊喜地发现，他们探索到了相同的领域。1990年赵益超和张明堂听从王有政的建议，调到陕西国画院，志同道合的挚友终于在中年携手共进了。 王有政写的心得体会王有政字画作品艺术沙龙的伙伴们谈论的问题很多很多，归纳起来无外乎探讨艺术创作的规律是什么。他们的讨论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对王有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美。王有政写过一篇心得体会，题为《道路的回顾》。文中说：“在西北七省区草图观摩会上，美术理论界的老前辈洪毅然先生在我的草图前对‘*革’时期流行的创作方式提出质疑：‘创作是从道理出发呢，还是从生活出发?’这句话启示我对自己近几年的创作实践作了认真的反思。记得五年前参观美展时的一个发现：整个展览就像是一篇大社论，每幅画都是这篇社论的图证。艺术创作的‘诀窍’究竟是什么?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身边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绕这个问题反复进行交心的讨论。有几个夜晚，王有政字画作品估价，电断了，炉子熄了，手脚冻麻木了，心中的火却燃起来了。把(文化*革命)前后的作品与古今中外的名画进行对照，我们发现，感人的力量还是来自生活的真实。譬如米勒、王式廓、普拉斯托夫笔下的农民，虽然与我们隔着时代、地域、语言等等距离，而且既非重大题材，又没有惊人的情节，甚至人物形象也并不‘漂亮’，却是那样自然、真切、感人，叫我对他们的命运产生由衷的关切。从这些作品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家乡和亲友乡邻，唤起了对自己生活经历的真切回忆。我生长在农村，在美院学习期间每学期都能下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群众文化单位工作，下乡更经常了。这些条件使我感情上更容易亲近农民。近几年我常去陕北农村。陕北农民世世代代在这一片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土沟壑里顽强地生活着。这里不仅有苍茫的黄土高原和蓝格盈盈的天，更有生活在这蓝天与黄土之间的陕北人：山顶放牧的拦羊汉、柳阴下石板上洗衣的村姑、满脸黑泥掉了一颗门牙朝你嬉笑的‘野小子’、挖猪草的女娃正在往冲天辫上插野花、满脸沟壑的老汉长满老茧的双手上有力的筋骨……我结交了知心的陕北朋友，感受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亲切可爱的容貌和身姿。这时我才理解了罗丹的那句名言：‘美的题材摆在你们面前，那就是你们熟悉的人物……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2.当一幅画有了“魂”，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结合创作实践的体会，再对照分析艺术*上那些成功的作品，他们发现：一幅作品的成功，必有一个关键要素。它似乎很小，可是作用很大;既决定这幅作品能否成立，画面上的一切内容和形式也都围绕它而展开，一切与它无关的东西，即使单独看再好，也必须摒除。这个小于无形，却大于所有的东西有点像原子核。于是他们权且称这个神秘之物为“核”。至于这个“核”是什么，有政说：“这里所说的不是笔墨、色彩、构图、造型之类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凌驾于所有绘画形式因素之上的一个无形的东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实在难用语言说清，只觉得有点像‘魂’。光有脑、骨、肌、肤、心、肝、血液、五脏还不能称其为‘人’，王有政字画作品报价，只有当魂附于体，会动、会哭、会笑、会说、会想，才是活生生的人。决定一幅画成败的关键正在于这个‘魂’。”刘骁纯对创作中的“魂”作了理论性的涵括，他在《自自然然》一文中写道：“‘那一点’是什么?简直无法诠释。王有政称其为‘魂’，有的批评家称其为‘核’，都是一些象征性的说法，大概也只能用这种象征性说法。象征性的说法以虚指虚，固然有雾里看花之憾，王有政字画作品，但将艺术重要的东西说得越是具体，便越是要承担离事实更远的风险。无论如何，王有政的画一眼便可识别，你首先认出的不是形式个性或形式符号，而是形象、情感、氛围、意味。‘那一点’是王有政的心物感应的机枢，是他的艺术个性之根。”看来，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魂，实在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如果“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一个由各种视觉形式因素组成的构架，那么，它是有生命的构架;反之，则是无生命的构架，非艺术的构架。这是从艺术作品本体的角度而言的。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去看，画是一个特定的生命个体，他的心物感应模式，不同于他人的心物感应模式。艺术作品的生命构架，其实是艺术创作主体，即画家这个人的生命，通过其艺术创作过程和反映为作品的审美特质的“灵魂(画家生命)附体(作品即载体)”运动。若从欣赏层面来看，观众对待写实主义绘画作品的关注态度大约存在三个层次：*一个层次，讲的什么故事;第二个层次，画得好不好;第三个层次，透过画面感触到画家的心灵和气质。从审美实践来看，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3.“物”与“我”碰撞的火花。4.困难在于认识自己。5.看菜吃饭。6.内容与形式平衡。此后两年间，他同伙伴们的探讨令其创作观念发生深刻的转变。1978年他同刘骁纯结伴到陕北深入生活，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谈了多少话题，今天已无从复述。当他们从陕北满载而归的时候，朋友们发现刘骁纯这位大评论家也有很高的绘画天赋(他画了很多富于想象力和表现力的速写)，也发现王有政的艺术观念已逐渐清晰和坚定起来。从此他不再画与他的心性不相合的所谓“重大题材”，开始依从一个北方农家子弟的本性，去发掘在普通农民中间自自然然地显露的关于“温馨人性”的更深层意义——于是，《悄悄话》出世了。王有政在现实主义创作体系里，通过以上诸项个人化的探讨、体验、思索与归纳，逐渐完善并建立了一种相当具有王有政个性的创作系统。他显然已经突破了“讲故事”的题材内容层次，也不再满足于绘画技法追求的“能品”层次。他通过他的“创作系统”所要抒发的，是他貌似客观生活派的表象后面的、仅仅属于王有政这么一个农家子弟型画家的心灵和精髓，是他独有的审美特质和他的美之心。那是北方农民特有的一种人生的视觉焦点，一种情怀，一种神韵，一种人间趣味。他以“还原生活的纯美”的方式“令创作者和欣赏者在生活的源头相遇”。(引自韩朝《还原生活的真美》)这时，已经步入中年的王有政，历经跋涉的艰辛，在他的“小沙龙”艺术挚友的诚心相助下，终于从“美术”的“术”的层次，上升到“美”的层次;从艺术的法统层次升华到道统层次——真正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层次。从此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从这个创作系统里流淌出来，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后来有不少学生模仿王有政的创作系统，并产生相似的作品，但是他们因为无法建立自己的系统而无从自立。)王有政的创作系统大约是在1978年逐渐成形的。在此之前于1976年创作的《我们是大地的主人》和在此之后于1979年创作的《悄悄话》，可以看做是他在审美态度和创作观念上发生重大转折的分水岭。初秋的北京，骄阳仍然似火，记者访问了来自黄土高原的名国画家王有政先生。没想到这位一级美术大师会这样随和，谈笑间常常流露出农民般质朴的笑容。他侃侃而谈，沉稳的言语里充满自信，慈善的目光中透射出睿智。在绘画道路上勤苦求索多半生。黄河奔流，在黄土高原上冲出了一个晋陕峡谷，峡谷东边是山西、西边是陕西。1941年，王有政出生在晋南黄河边上万荣县西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祖上世代以耕读传家，爷爷王镛是清末举人，母亲薛舜琴曾在女子学校任教。王有政自幼受到良好而严格的家庭教育，他的书画基因，即是受之于喜爱书法的爷爷、父亲和爱窗花、刺绣的奶奶、母亲。万荣县民族文化传统深厚，女娲用黄土造人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名的后土祠，就是祭祀女娲娘娘的名胜古迹。但与其说是伟大慈爱的女娲娘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种下酷爱黄土的种子，不如说是留在黄土地上的美好记忆让他无法从这里走开。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幼年的王有政跟随乡亲们烧香敬神、看戏学戏、买年画、贴春联、闹社火、走亲戚、参办红白喜事……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感念不尽的记忆，也成为这个黄土汉子在后来的绘画创作中取之不尽的宝藏。诚如王有政在他的《我的乡间小路》中所说：“我偏爱农村，这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农村、熟悉农村是分不开的。我确信童年时代在心中播下的爱与美的种子，对艺术家的一生都起着深刻的影响。”虽有黄河相隔，古都西安却是晋南学子们理想的求学之地。少年王有政也在家庭的支持下来到了这里，顺利地考进了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又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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