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六大悖论 严重制约综合国力水平提升
经历２６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中国的经济国情已经远不同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面对的国情。
探寻新时期发展路径亟需科学把握已经速变的中国国情，审视中国国情新问题。中国在社会类型、市场机制、产业、资源、资本市场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方面，明显地呈现出六大悖论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制约着综合国力水平的提升。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悖论
与整体性的单一社会类型不同，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凸显出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的混合型社会特征。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与此相适应的是三种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这种并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现象，这也是今天中国需要面对的最基础的“新国情”。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还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悖论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
社会多元化分层。不仅同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不同经济系统中的人民群众的待遇、生活、心态也极其悬殊。社会分层增加国家政策制定的难度，也使得各阶层对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出现差异。
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割裂式”并存。中国城市较快发展的同时，乡村并没有实现“相适应地发展”。改革初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动者。但由于中国的乡村巨大，劳动力太密集，除了东部地区，内地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这一现实决定了“三农”问题将继续严重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在较长时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需要解决的仍是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混合型社会特征增加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政策取向是否获得大多数认同、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国情和经济规律，都将直接影响混合社会转型的水平和效果，甚至有可能产生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
国际惯例与中国特例的悖论
引进国外先进智力成果是国家现代化少走许多弯路的重要途径。审视２６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两类盲目提倡与国际接轨、不顾中国特殊性的引进法亟需反思。
一种是盲目的引进国际惯例热，忽视国际惯例的适应性，忽视“中国特例”。一些地方、部门或学者在推出或提倡某些改革举措时，往往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分析这些所谓的国际惯例，许多实际上站不住脚。比如，近年来房地产泡沫论者支撑其泡沫观点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超出房价收入比４－６倍的国际惯例”，事实上，这一标准只是１９８９年香港大学Bertnand renau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部分观点，其完整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１．８至５．５：１之间，……在发展中国家，该数一般在４－６：１之间，当然也有例外”；一种是奉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经典”、“先进”或“前沿”，硬套于中国实际，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待世界先进智力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目崇拜，只能借鉴，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寻求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奇迹”孕育了“中国经验”，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二，既不要让自己的发展跟先进的国际惯例脱节，也不要任国际惯例束缚了发展的手脚。接受不接受某种“惯例”，与各国发展阶段、体制特征、文化传统都有联系。国际惯例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理性甄别和扬弃，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而生吞活剥国外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例”，该接轨就接轨，该打破就打破，勇于破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水土不服的国际惯例。
市场经济与官场经济的悖论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自１９７８年发端，１９９２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２０多年来，市场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其核心内涵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昭示：官场经济色彩仍很浓厚，市场经济发育得不够成熟。
官场经济是指政府部门主导资源配置权的经济。在中国的经济运动中，一些地方政府仍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掌握的资源配置权仍太多，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通过他们的官员来配置，资源配置权被异化成“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
在官场经济背景下，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民营企业在社会阶梯上通过正当路径向上攀登发展的可能性小，“靠近政府官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治经济学”情结日盛。他们选择主动回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积极向地方政府“寻租”，以便使自己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不少私企业主甚至成为了行贿的主力军，“老板跟着官员一起倒”，成为近几年反腐浪潮中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
产业发展的悖论
在产业发展规律上，“盲目扩张”现象仍在加速演绎。比如，中国电解铝行业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迅猛发展，当年产量２６１万吨；到２００１年上升到３４１万吨，中国首度从铝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２００２年产量上升到４４４．７万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铝国；此后虽然国家发出电解铝行业出现重复建设的警示，但随着民营资本大举进入，这一产业仍是投资旺盛。中国几大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线路总长度截至去年底已达３６０万公里，总投资近１３００亿元，而目前中国的光纤利用率仅约１０％，仅此一项大约有上千亿元的资产被闲置。
受盲目建设、低水平扩张影响，目前部分行业已到全面亏损边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电解铝行业的实际亏损面高达近８０％。
在产业国际比较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时机，加快建设世界性工业产品加工基地，迈向“世界工厂”化，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瞄准知识经济，加快发展知识型产业。中国面对知识经济新趋势出现“战略慢拍”，自主创新的思想至今未得到实质性贯彻，走了一条跟随、模仿、引进，“用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技术鸿沟呈不断扩大趋势。
２００４年８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２．８万多家大中型企业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２５％，７５％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所处的环节，从而决定了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世界财富创造和评价的核心已转移到技术和信息。中国仍属于进口知识的国家，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只给外国打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企业成本中的“知识成本”很高。而发达国家卖给中国的主要是技术、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知识性产品。一台在中国生产的ＤＶＤ机，批发价是４０美元，但是中国必须要付２０多美元的批准许可证费用给发达国家。
全球资源“获取力”的悖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弱。
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境外对中国外贸企业所需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战，一头是境外对国际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掌控。
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的现象，近几年日益严重。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中国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占世界总进口量的２０％至３５％，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２０．６％，大豆进口量占３１．２％。而同期，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价格波幅分别为７３％和３９％，大豆、玉米和棉花价格波幅分别为１１２％、７６％和７０％，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１０年甚至２０年新高。
股市发展的悖论
中国股市发展凸显“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这也是观察中国股市的重要视点。
“结果悖论”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中国股市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现象。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１月２０日击穿１２００点，上证综指创下６年来新低，跌至１１９９点。最近上证综指甚至跌近１000点。
“原因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在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发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似乎成实质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经济，也不可能反映经济。
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甚至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现象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资料统计显示，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中国１３００多家上市公司中有２００家发生过丑闻，出事比例接近２０％，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的丑闻已经超过了４０起，而就在２００５年的第一个月中，上市公司丑闻更是频繁爆发，仅仅２０个交易日中就有１０名公司高管涉案。
“原因悖论”恰恰表明，“反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股市问题，却成为观照中国经济生态本色的一面镜子：缺乏诚信的圈钱文化泛滥，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缺失，必要的监管乏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黄庭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