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产生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不仅影响垃圾的产生量而且影响垃圾的复杂程度，并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近年来，大量文献针对地方文化风俗、消费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居民的年龄、性别与职业等社会人口属性等各类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有些研究甚至还考虑了房屋结构与房龄的影响。如 Gu 等对苏州垃圾产生状况的研究就是从 20
生活垃圾的分类
垃圾的产生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不仅影响垃圾的产生量而且影响垃圾的复杂程度，并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近年来，大量文献针对地方文化风俗、消费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居民的年龄、性别与职业等社会人口属性等各类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有些研究甚至还考虑了房屋结构与房龄的影响。如 Gu 等对苏州垃圾产生状况的研究就是从 2011 年夏季到2012 年春季，对240 户居民每个季度采样一周，采取四阶段调查方法，分析不同季节条件下居民生活习惯如何影响垃圾产生的类别和数量[24]。基于垃圾产生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为实现垃圾减量化，应该要求居民改变消费习惯、调整生活方式，而这显然比回收行为本身更难实现。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国乡村废弃物数量激增,垃圾成分日趋多样化。垃圾分类治理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但在实施中受村民分类意识不强、内生演进动力不足、回收市场机制缺失、末端治理设施供给不均等因素影响,许多地区乡村垃圾分类工作举步维艰。从垃圾分类活动的外部性、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分类机制缺位等制度性因素视角,就乡村垃圾分类治理困境及根源进行了分析,借鉴浙江乡村垃圾分类典型经验,从制度、技术、模式和管理等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如日本根据垃圾的性质将回收垃圾的时间也进行了分类，避免了大家的混装。居民一旦错过某种垃圾的丢放时间，得等待下一次垃圾车的来临。这种强制性措施的实施，很好地促使了日本国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形成。
美国作为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垃圾分类也充分借助了市场的力量，通过经济利益驱动，促进全民进行垃圾分类。如美国旧金山为了在全市推广垃圾分类，除了大力加强宣传之外，还采取了两种方式区别收取垃圾费。一是按垃圾丢弃量的多少收取。每户居民每月扔的垃圾多，垃圾费就高，反之则低。这样可以抑制垃圾总量的产生，促进居民自身对垃圾进行再循环处理; 二是按丢弃的垃圾是否进行分类区别收取。如果居民对丢弃的垃圾主动进行了分类，则收取垃圾费时就可以按比例打折。显然这种物质利益和垃圾丢弃行为直接挂钩的方法直接促进了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发达 和 地 区 对 城 市 生 活 垃 圾 的 管 理 经 历了从利用“命 令———控 制“手 段 到 利 用 经 济 手 段 的过渡，征收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费是常见的手段之一。征收垃圾费可以弥补城市垃圾处理资金的 不 足，并 能 够 达 到 增 强 居 民 环 保 意 识、促使垃圾减量的目的。综合多国案例发现，许多垃圾收费制度逐渐由“定额费制”演变为“变动费制”，也就是 依 垃 圾 量 来 征 收 清 理 费。我国当前也有 200 多个城市实行了垃圾收运处理收费制度，基本都采用定额按户征收方式。北京市自 1999 年开始征收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费，收费模式采用定额收费制，本市居民每户每月 3 元; 按规定办理的外地来京人员，每人每月 2 元。该费用不包括街巷清扫保洁费和居住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生活垃圾清运费。上海自 2004 年 开 始 征收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除了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小区生活垃圾清运费之外，上海市尚未征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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